湘乡东山学校。

毛泽东作《言志》的学校门房。

毛泽东作《咏蛙》诗的小石桥。

毛泽东在教室的座位。

现在的湘乡东山学校，就是青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后第一个落脚点——当年的东山高等小学堂。

韶山到东山学校50里许。

1

足印：门房

《言志》敲开“东山”门

原的校门保存完好，正上方悬挂着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为母校题写的“东山学校”四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校门左边的门房就是毛泽东投考学校第一道“关卡”——受到看门人的拦阻，也是他“闯关”成功见证者。那块说明牌告诉人们：少年毛泽东1910年秋来此求学，堂长李元甫以《言志》作文考他，“此房为作《言志》的地方。”

看到这个牌子，记者想起了毛泽东来东山的“带路人”、他表兄文运昌的回忆：记得七月初那天早餐，（他和毛泽东等）吃了一钵大蒜煮团鱼，天气炎热，从韶山冲出发，往东南过东茅塘，出滴水洞，走石板坳，经城前铺，到达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时，太阳已近落山。50里路让他们走了一整天，晚宿县城北正街豫昌旅社。“翌日上午，出望春门，过马荡渡，步上东山学堂”。毛泽东走在湘乡县城的石板路上，问表兄：“么夹（为什么）街上要垫石板头？”文运昌回答：“这座城叫龙城，石头就是龙鳞。”

记者也想起了有人对当时情景的回忆：“毛泽东在院门口放下行李，想找人打听一下，要办些什么手续才能进去……”没想到，看门人的回答叫毛泽东好气恼：“这里早就考完了”；“你睁眼睛看看，在我们东山学堂里哪有穿土布衣衫、穿草鞋的？你一个土包子也想进洋学堂，笑话！”好在毛泽东与看门人吵闹之际，堂长李元甫出来了。

毛泽东向李元甫行礼，恭敬地叫了声“堂长先生”，接着把慕名从韶山至此的原委向他仔细说明。

李元甫转身进门房坐下后，看了看毛泽东的仪容和打扮，看了看那担行李，犹豫了一下说：“考期是过了，不过你要是有真才实学，那是可以考虑录取的。”

李元甫当场出了个作文题目《言志》，然后对毛泽东说：“你先作篇文章，明早交给我。”

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虽说已近黄昏，但离天黑还早，便在桌前铺开十行笺，略加思考，挥毫作起文章来。

文运昌还回忆说：“毛泽东作完后，递给李堂长。李堂长一看，字写得好，文章立意高远，不像其他考生只谈光宗耀祖和升官发财，决定破格录取。第二天，李堂长还好不欢喜，对其他老师说：‘昨天取了个建国材’。”

2

足印：校园

到底是个“洋学堂”

进校后，毛泽东被安排在戊班学习。

学堂本是东山书院改的，幽静美丽，怡人宜学。

而最让毛泽东感到新鲜的是“洋”式教育。

早晨，满满一坪的学生整齐地排列成队，接受堂长的训话，就像军队一样。

上午中途课间时，大家都要聚集到前厅做操，学堂平时还开设有体育课。先生讲，学子们不仅要有好的学业，还要有好的体魄，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

但对青年毛泽东发生深刻影响，还是课堂中的几个第一。

他在这里第一次上物理课。老师讲授“热胀冷缩”的原理，边讲边用铁圈、铁球做实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上地理课，一个天地仪让他知道了一个“新”的世界；第一次上英语课——第一次接触英语，“早上ABCD，晚上之乎者也”，毛泽东晚年还在自学“LINGENG”。而第一次上音乐课的情景让他20多年后还记得。那位留着假辫子、曾留学日本的“假洋鬼子”肖克琳，是他们的音乐教师。“假洋鬼子”在教唱歌课时，让大家和他一齐放声高歌，这让毛泽东觉得新鲜有意思。1936年他和斯诺谈话时还津津乐道：“许多学生不喜欢‘假洋鬼子’，因为他的假辫。但我喜欢听他到日本的故事。他教音乐和英文，有一个歌是日本歌，叫做《黄河大战》。我记得当中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地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3

足印：教室

第一次看到地图

教室，是给青年毛泽东思想带来重要影响的场所，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历史课。

上历史课时，先生在黑板上挂出了大清国的版图。第一次看到地图的毛泽东非常兴奋。可先生却悲愤地告诉大家：“同学们，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疆域，它幅员辽阔，可是由于我们落后，列强就来宰割我们。沙皇俄国侵占了我们那么多的土地，英国、法国、德国等也来抢，现在日本人又来了，我们一定要发奋学习，努力让失去了的土地再回到中国的版图上来。”

先生还指着黑板上的地图告诉学生：“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岛国，却像一条贪婪的蚕，在不断地蚕食着中国。”从老师的讲课中，毛泽东还知道了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也知道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振兴实业，走上强大之路的过程。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当中：疆域如此广大、人口资源众多的大清帝国竟然打不赢一个弹丸小国？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刺激着毛泽东更加发奋读书。学校藏书楼里有着大量反映当时进步思想的书籍，毛泽东经常一个人躲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充实自己。在那里，他打开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凶残、封建朝廷的腐败。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也刺激着毛泽东阅读时政杂志的热情，他特别喜欢阅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在这份杂志里，他知道在他5岁那年，中国发生了一场有名的“戊戌变法”。这份杂志所刊的一系列的主张都是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毛泽东反复阅读，并写了大量的批语，如：“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毛泽东非常痛恨腐败的清朝政府，同情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赞成他们的君主立宪思想。他急切地期望有贤能人士出来，力挽狂澜，使国家逐步富强。

梁启超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梁字任甫，号任公，毛特为自己起了“子任”的笔名，既表示自己钦佩梁，也表明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4

足印：寝室

读《世界英雄豪杰传》

就在这间寝室，毛泽东读完了《世界英雄豪杰传》。

26年之后，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自己读这本书的情景时说：他从中知道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这本书是同学萧三的，在当时东山学堂十分罕见，毛泽东非常渴望一阅，于是求借。而萧三却给毛泽东设卡——对对子，说“我这书里讲的是英雄豪杰，你听着，上联是，‘目旁是贵，瞆眼不会识贵人’，请对。”

毛泽东略一沉吟，从容答道：“请听，‘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萧三听罢，感到很不好意思，低下头来说：“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地久天长。”

从此，萧三与毛泽东成了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散步游玩、交谈学习心得、评论诗文、畅谈时事，诚挚相待，日后还成为革命战友。

几天后，毛泽东还书给萧三，并十分感慨地说道，当今的中国太需要书中这样的英雄豪杰了。我们应该探讨一条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至于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要努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

足印：石桥

让人争议的《咏蛙》

在“东山”，有一处石桥，这是当年毛泽东与同学们“三谈”——谈读书心得，谈社会问题，谈国家大事的地方，也是那首至今让人争议的《咏蛙》的“产床”。那是8月的一天，天气酷热，中饭后，毛泽东与几位先生和学友，来到石桥边的树阴下纳凉。

突然一只青蛙从水中跳出，蹲在便河水中的一块大石头上，正好被柳阴遮住，立刻吸引了大家。有位同学提议：“润之兄文章锦绣，诗才过人，今天以蛙为题，赋诗一首如何？”众人一致赞同。

此时的毛泽东睹物思情，也未作推辞，以手指蛙，开口便吟道：“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众人听后一愕，相互对视半晌无言，过了一阵才回过神来，一起拍掌称绝。

信口吟完诗的毛泽东微微颔首一笑，拱手向大家谢道：“承蒙抬爱，小弟不才，实在惶恐得很。”同学谭世瑛接口称赞道：“润芝兄真乃大才，早晚必成大器也！如此借物咏志之作，实乃天才，可为千古诵世之佳作也，润芝兄的王霸之气，非汉高祖黄巢之流所能望背。”毛泽东连连拱手称谢。

确实，毛泽东这首诗，表现了担当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

6

足音：“我受的湘乡人的教育”

“1950年毛泽东在接见周世钊、畅谈“省中”读书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湘乡人的教育。’”

1955年，毛泽东与同班同学谭世瑛的谈话时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在这里，尽管他有着不痛快——“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但这没有影响他的学习与追求。

他日后在和斯诺回忆求学“东山”的往事时说道：“我在学校里有很大进步，教员都很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的古文作得不错。”同学谭世瑛回忆说：“主席在东山读书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宋襄公论》，是我父亲批改的。文章上面写了这样一个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意思是器宇不凡……打这以后，主席在东山学堂名声大振，被同学们誉为‘文章魁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之水，可以滔天”等作文佳句在同学中传抄。

毛泽东这里最早受到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务实精神和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学习与阐述，可一般人认为，这个“源”是毛泽东两次在长沙岳麓书院寄读时，讲堂正门上“实事求是”匾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著名党史专家夏远生考证，其实早在“东山”读书时，毛泽东就看到了“实事求是”的题词。

“东山”，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与世界的全新窗口。他由一个充满抱负的少年开始向壮怀激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转变。

毛泽东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他记得，“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个同学把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武汉起义（1911年10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 而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校长杨柄谦，却让一个革命者到学校“作煽动的演讲。”这个革命者最后告诉大家，武昌已打响推翻清政府第一枪，革命军正在与清军对峙当中，革命政权仍处于危险之中。他提醒大家：“救我中国人人有责啊！”

毛泽东和师生们“每一个人都专心一意地听着”，大家听得义愤填膺，也听得热血沸腾，“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他，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

人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的新式政治活动。新在哪里？它完全摆脱了旧式农民起义的模式。

会后，毛泽东等人积极行动起来，决心亲身投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斗争。而此时，毛泽东在这里只读了半年书。

7

记者感悟：

“一个更大的转折点”

尽管是半年，湘乡“省中”是毛泽东走出韶山冲、迈上中华大舞台的第二站。按《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作者李锐的说法是，“一个更大的转折点”。从地理概念来说，他从乡村进入了城市，而且是一个省会城市，进入了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他不仅受到了全新的知识教育和进步思想的熏陶，进一步认知了中国与世界，而且于他的人生来说，许多第一次就是在长沙发生的。更何况，从此他在长沙一住10多年，直到亮相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