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科学预见大师

　　科学地预测、预见未来，是毛泽东的认识世界活动的重要内容。他把科学预测、预见这种认识手段叫作“合理地设想”、“预先认识”、“预定”、“原定”、“预断”、“预期”、“预想”、给未来“描画轮廓”、给实践绘制“图样”等等。

　　一提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不禁令人想起毛泽东在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的年代事先提出的那种种左右战局时局、牵动世纪风云、推进历史车轮的著名预断。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而反革命力量却异常强大，红军在强敌围剿下处境险恶。面对这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反差悬殊的严峻局面，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以及中共党内其他一些同志对红军的前途进行预测，作出了“红旗到底打多久”的预见，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科学地分析、预测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从中引出规律性结论。1930年1月5日，他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否定了林彪和其他同志的悲观的错误预见，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高瞻远瞩、振奋人心的科学预见。他指出，中国革命“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99页)“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2页)他号召大家要坚信，“工农武装割据”的巩固和扩大，形成农村战略基地，一定能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强大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我国不少人都对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进行预测，作出了种种预见。其中有两种预见影响较大。一种认为中国会灭亡；另一种认为中国会速胜。毛泽东为了正确指导这场战争，写了《论持久战》。其中用自己的科学预测驳斥了这两种唯心论和机械论的错误预测、预见，鲜明地提出了令人叹服的战略预见：“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拥有美式现代化兵器装备的430万国民党大军大举进犯解放区。在军事力量、经济实力以及外援方面都拥有绝对优势的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宣示自己对这场战事局面的预见：“只需三个月至六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

　　在此种严峻关头，仅仅统帅着127万人民解放军以“小米加步枪”迎击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加坦克”的毛泽东，于1946年8月6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对国共双方谁胜谁负的结局作了预测、预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要强些”。“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

　　毛泽东历时最久、最艰巨、最伟大的预测、预见活动，是主持“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近代以来中国最重大的社会未来形态预测课题。他从投身改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旧中国的革命斗争之日起，就殚精竭虑地预测、预见未来新中国的目标模式、国家类型。经过在血与火的反复探索，逐步认识了中国国情，掌握了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规律。以此为依据，预见到了中国革命的必然前途、正确道路和阶段步骤。在此基础上，主持制订了正确的行动纲领和方针政策，通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战胜了国内外一切强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创造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建国前夕，毛泽东终于最后完成了对新中国基本格局形态的预先构想，完成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预测未来的大课题。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面对现实，回顾历史，预见未来的一生。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革命和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前景作出过预见。众多的预见经过历史实践的验证是正确的，属于科学预见。这些科学预见，作为行动的先导，一次又一次地使中国人民看清了前进的方向和夺取胜利的正确途径。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既是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评价，也是对毛泽东科学预见成就的评价。

　　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毛泽东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科学预见大师，是科学预见能力极强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许多著名科学预见，成了中国共产党认识史上和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光辉篇章。如今，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有些成了热门话题。世纪沧桑交替，人们重新倾听毛泽东的声音，还会从中领悟到许多令人折服的科学预见新意。

　　毛泽东到了晚年，由于主客观方面出现的种种因素，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途径的过程中，曾作出了一些不大正确的预见和错误的预见。我们总结这些预见失误的教训，引以为鉴，就能提高自己正确认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的能力。毛泽东作出的有些不大正确的预见，其中往往包含着某些正确的因素。我们剔除这类预见中的不正确因素，汲取正确的因素并加以完善和发展，就可以形成行动向导。

　　时代的进步，已使预测未来成为当代科学的一项重要使命。预测学业已成为一门发展很快的新兴学科。我们学习、研究毛泽东的预测、预见，学习、研究他的超前认识论，对发展我国的预测学，提高人们思考和认识未来的科学水平，促进决策科学化，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毛泽东根据现实对象的本质和规律预测、预见现实对象的未来

　　预测、预见所要解决的矛盾，是认识主体与未来客体的矛盾。预测、预见正确，科学，符合未来客体的实际，矛盾就得到解决，矛盾就统一起来了。预测、预见是认识现实对象的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和结局的，具有超前性，所以叫超前认识，超前反映。这种超前认识、超前反映，是人类认识长河中普遍存在的认识活动，遍布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

　　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客观可能创造自己的理想世界。这种创造分两步进行，头一步是事先在头脑中构想蓝图，第二步是将蓝图付诸实施，通过实践将蓝图变为现实。在头脑中构想蓝图，就是预测、预见未来，就是用预测、预见这种超前认识手段认识今后将要实现的未来事物。这种预测、预见认识能力，是人脑的特殊功能之一。人脑不仅能认识现实对象的现存状态及其属性，而且能追溯现实对象的过去，还能事先预测、预见现实对象的未来状况。

　　人人都要干事情，要干事情，就得事先给要干的事情设计一个方案、计划、蓝图。这表明，人人都在搞预测、预见。

　　人们事先制订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方案叫制订决策。决策就是预测、预见，是预测、预见这种超前认识最普遍的存在形式。日常性的、短期性的、小规模的未来行动计划决策，虽属预测、预见，但人们一般不专门冠以“预见”而加以关注。人类认识史上能够引起人们较普遍关注的预见，多是指那些全局性宏观社会实践决策，尤其是这类决策中所包含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阶段等战略预见。对战争全局的战略预见，科学实验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预测成果和假说等，都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预见。

　　长期以来，人类预测、预见未来，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大都陷入唯心主义的迷途，成了主观臆造性的预测、预见，因而难以正确地认识未来。古今中外大量存在主观臆造性预测、预见，主要是形式形色色的神秘主义预卜，五花八门的宗教迷信预言和“启示录”，以及各式各样的虚无空想性的未来社会模式等等。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人类有了正确地预测、预见未来的科学思维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预测、预见未来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人们从此有了掌握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思维向导，从而大大增强了预测、预见未来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就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一般规律。宇宙间一切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由矛盾着的对立面构成的统一体。事物的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的运动，推动事物发展和变化，推动事物从现实走向未来。

　　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既贯穿在事物的过去和现在之中，又贯穿在事物的未来之中。人们认识了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这种辩证运动规律，便建立起了思想活动的辩证法即主观辩证法体系。这种主观辩证法体系一建立，便成了人们的认识工具，供人们用来认识客观世界。这是以客观世界之道，还治客观世界之身。马克思主义教会人们建立起主观辩证法体系，人们就拥有了认识客观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根本性科学思维方法，这就是哲学分析法、辩证分析法、矛盾分析法、辩证思维等从不同角度表述的同一个思维方法。

　　主观辩证法为人们预测、预见事物的未来提供了科学的思维主干线索脉络，提供了把握事物普遍规律的方法指导。人们循着这种指导，具体分析具体事物的矛盾运动，了解其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有了对事物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的认识，就能以此为依据，预测、预见事物的未来，把握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进程、状况及结局。这样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预测、预见，属于科学的预测、预见。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总趋势的伟大科学预见，包含着丰富的超前认识成果。马克思主义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理论核心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产生、发展和灭亡以及转化为新的先进社会形态的规律的论述。在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就根据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预断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人类社会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科学预见，科学的未来观，为无产阶级指明了历史使命和战略总目标，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英勇奋斗历程，从认识活动的角度说，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群众性的科学预测活动、实施科学预见的活动以及预测学研究活动。毛泽东正是这些活动的倡导者、指挥者和集大成者。他的科学预测、预见业绩具有划时代意义。

　　科学预见同那些靠空想玄思、虚幻猜测科学的主观臆造性预见是截然不同的。科学预见所反映的未来客体虽然当然尚不存在，但这种未来客体是有可知的客观事实依据的，是会变为现实的。

　　如前所述，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按照自身固有的必然的规律，处在一定的发展变化中。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合乎必然规律的具有先行后继、承前启后、前因后果、量变质变等联系的发展变化段落。过去是现在的基础，现在是过去的演变、延续，又是未来的基础，未来又是现在的演变、延续。现在往往已经显露了预示未来的征候先兆、萌芽和苗头。现实对象的发展变化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可知的。现实对象中预示未来的征候先兆、萌芽和苗头也是可以认识的，可知的。当人们通过正确地看待过去，正确地考察现在，从中认识了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认识了这种必然趋势和内在逻辑，便能以这种规律、逻辑为依据，提前预测、预见事物的未来，认识事物向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状态和结局。随着实践的运行，时间的推移，科学预见的未来就会变为现实。

　　由此可见，科学预见绝不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产物，不是随心所欲的凭空捏造，无中生有，也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虚构的空中楼阁。

　　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既不是拍脑袋想当然的产物，也不是受到什么神秘主义的点化而顿悟得来的。他的科学预见全是根据事物的规律合理预想、推断出来的，是对必然规律、必然逻辑的未来作用结果的正确反映。

　　因果规律是事物的普遍性规律之一，一切事物都毫无例外地受因果规律所支配，一切原因，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毛泽东经常根据对事物因果规律、因果联系的认识，从现实原因中预测、预见相应的未来结果。1946年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预见：“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毛泽东说，这一科学预见就是根据因果规律出来的：“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05页)

　　毛泽东认为，要找到作为科学预测、预见依据的客观规律，就必须将事物的现状与其历史联系起来考察。他一贯反对割断事物的历史与现状、过去与现在、昨天与今天的联系的分析方法，总是坚持从这些联系中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并根据这种规律推导事物的未来，预测、预见事物的未来。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怎样预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政治动向?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重要预测作品中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毛泽东指出，国民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当前又抢夺抗战胜利成果。这表明，蒋介石、国民党大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宗旨是一贯的，不会变的，这是阶级本质、政治逻辑、客观规律。毛泽东根据这一客观规律，在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许多同志看不到蒋介石必然要大打的情况下，一针见血地作出了预见：“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根据这一预见，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对策：“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泽东坚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的观点，总是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联系起来，认识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据此规律，预测、预见中国的未来，走历史必然之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端阶段，他根据自己对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系统研究，深刻认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情，掌握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矛盾运行的客观规律一客观规律。按照这一客观规律，预先构思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蓝图，预见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预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等等。

　　(三)毛泽东进行科学预测、预见的思维方法

　　战略是历时较长的全局性的实践活动谋略。战略运筹，指的是根据全局性的实践活动规律，预先制订战略方案和实施战略方案。科学预测、预见本是所有实践活动的前导，对战略实践活动来说，这种前导作用尤显突出。

　　要进行战略实践活动，必须预先制订战略方案，预先对将要进行的战略实践活动进行创造性的构想，超前反映。有了这种超前反映前导，其后的战略实践活动才能得以实现。

　　战略方案的产生，也要以科学预测、预见为前导。科学的战略预测、预见，对超前开阔视野，通观、扫描未来战略实践活动的全局、总体、运作全过程和各个战略阶段。能提供关于战略全局、总体轮廓的规划设计信息，提供由战略全局所统摄的战略目标、战略枢纽、战略局部、战略阶段、战略步骤、战略措施等诸种战略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划设计信息。占有了所有这些未来情况的信息，才能从中引出战略全局规律，进而应用战略全局规律进行战略构思。换句话说，战略运筹者只有通过系统周密的战略调研，预测、预见，具备了战略头脑，战略眼光，也就是有了战略全局意识，才可能认识战略全局规律，并应用战略全局规律作出战略决策，制订出战略方案。

　　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进行战略运筹的过程中，正是通过艰辛的战略调研，科学的战略预测、预见，反复探究、展望未来，才获得了远见卓识，真正达到了胸怀中国革命战略全局意识。正由于有全局在胸，他主持制订战略决策时，才能着眼于革命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深谋远虑，用战略眼光看问题，而不是用孤立的局部性眼光看问题，就事论事。总能将当前任务与其后任务以至长远总任务衔接起来，走上一步为走下一步打基础，创造条件，每一上都含有战略意义，具有战略价值。

　　他一生从事的革命实践，全都是以科学预测、预见为前导的具有战略远见的革命实践。他在28岁上通过战略预测、预见，下定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心，开始走上了战略征程。到了30年代，当革命力量处于低谷时，他预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继续英勇奋斗。此后一直打仗，打到第17个年头即1947年11月6日，他发出通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316页)到了人民解放军反攻和进攻取得了基本胜利的1949年9月21日，他宣告：“我们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1页)然而在毛泽东的战略全局观念里，如此伟大的胜利并不意识着革命征途的终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这种闪烁着超前意识光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战略家所特有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雄图大略。

　　毛泽东以战略预测、预见为前导进行军事战略运筹，尤为炉火纯青。

　　他作为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军事统帅，最擅长运用科学的军事战略预测、预见，掌握战争全局指导规律，有效地进行战略指导。他主创制订各种军事战略图样时，都要事先通过科学的战略预测、预见，通盘思考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的规律。然后运用这些规律，从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两方面精心谋划，抓住枢纽，统筹全局，协调配合，形成指导战争全局的全盘方略。

　　正是科学的军事战略预测、预见这种超前认识的功力，使他能以惊人的战略头脑，在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复杂多变、规模浩大的人民战争中进行高超的战略构想。他主创制订的一个个战略决策，成了一个个充满军事辩证法的军事认识杰作。这些战略决策一经实施，便屡显神机妙算之效，克敌制胜之威，创造出了战争指导艺术的千古绝唱，战争业绩的千古奇观。

　　毛泽东的战略理论，要求各级军事指挥者都必须重视战略预测、预见，据此树立全局观念，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水平，提高战略谋划运筹能力。他说：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7页) 他认为，有了“用心思去想一想”的战略预测、预见，树立了战略全局观念，才能正确处理战略全局与战役、战斗局部的辩证关系，作到局部服从全局。这样，打每一仗之前，都会自觉地对这一仗进行战略价值评估，权衡利弊，确定这局部一仗在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决定取舍或打法。树立了战略全局观念，才能正确处理战略全过程与战略阶段的辩证关系，使所打的每一仗都具有连贯性，前后递进衔接，体现出总的战略意图：“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1页)

　　(四)毛泽东进行科学预测、预见的过程和程序

　　预见性认识最普遍的存在形式，是人们事先制订的行动计划决策。要使行动计划决策具有科学性，成为科学预见，就必须经过科学的预测、研究、论证过程和程序。这样的过程和程序，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正确的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程序，系统的、周密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程序，也就是由感性到理性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过程和程序。他曾以军事指挥员制订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为例，对这种过程和程序作了具体解说：“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0页)

　　“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就是一个整个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程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这种过程和程序加以理论概括，哲学升华，使之有了普遍规律性：“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又从矛盾分析的角度对这种实是求是的调查研究过程和程序作了明晰、简洁的概括和解说：“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观察问题，就是面向实际，取得“丰富的感觉材料”，充分的客观事实依据，对问题即矛盾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弄清矛盾的性质，这就是发现问题。通过观察发现了问题，经过初步分析，就能提出问题。提出了问题，还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要解决问题，就得在充分占有的可靠材料的基础上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深入地分析问题。整个分析的过程，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过程。这十六个字的连贯深化思考过程，就是运用科学抽象思维方法和辩证思维方法，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深刻、正确、全面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的过程。有了这样分析问题的基础，就能解决问题，根据已掌握的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制订正确的方案，改造事物。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关于中日战争的科学预测、预见名著。其中对中日战争进行科学预测、预见的思维方法以及过程和程序，都堪称范例。

　　首先是观察问题。通过对抗战十个月以来中日双方以及国际关系的总体方方面面情况的大略调查研究，发现了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地预测、预见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这一问题大多数中国人都还没有解决，以至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两种非科学的预见仍有市场。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势必会给抗日战争造成不利的影响。发现了问题，经过初步分析，便提出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

　　提出问题以后，开始分析问题。要正确预测、预见中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就必须分析、认识这场战争矛盾统一体的特殊性。特殊性决定战争的本质，既是正确认识战争的基础，又是用特定方法解决战争矛盾的根据。毛泽东着眼于中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即着眼于这场战争的特殊本质和战争矛盾运动过程中的特殊规律，来分析这场战争矛盾统一体的特殊性。他依次分析这场战争总体上的特殊性、诸方面的特殊性、发展变化的不同过程、不同阶段的特殊性。

　　通过总体上的分析，毛泽东概括出了中日战争的性质，特殊本质：“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紧接着，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民主、军心以及国际关系等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入手，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日方强中方弱，日方退步中方进步，日方小中方大，日方寡助中方多助。“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到此，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基本上被揭示出来了。

　　毛泽东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分析中日战争的矛盾运动、矛盾双方的辩证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日双方实力对比、实力消长变化，从而认识中日战争的特殊发展变化规律和趋势。根据中日战争的特殊发展变化规律和趋势，根据中日战争的特殊变化规律和趋势作出了重要的预测、预见，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从战争初期日方的一长三短和中方的三长一短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效应看，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极其悬殊，这种态势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双方在较量中，每一方都只限于在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取胜和失败，双方的战争矛盾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据此，预测、预见到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只能是持久战，而不可能是速决战。

　　随着战争的发展，“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日方会因优势因素逐渐丧失，劣势因素逐渐增大，而逐渐化强为弱，化优为劣。中方会因劣势因素逐渐减少，优势因素逐渐增多，而逐渐化弱为强，化劣为优。根据这一趋势，预测、预见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事物发展的长过程存在着阶段性差别，这是规律。中日战争的持久发展过程亦然。毛泽东根据中日力量此消彼长和攻防态势交错转换的进程，预测、预见到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由三个战略阶段组成，即日方的进攻——相持——退却和中方的相对应的防御——相持——反攻。

　　通过以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有了基础。于是根据抗日战争的规律，制订出了打赢这场战争的持久抗战战略总方针、战略战术，适应三个战略阶段的战略战术，以及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民众总动员等措施。

　　毛泽东曾断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109页)“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3页)从认识未来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没有调查，没有预测，预见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预测、预见权。

　　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过程和程序，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方法论体系认识事物的具体过程和程序，是实现主客观统一的科学的认识逻辑和程序。遵循这样的过程和程序，可以避免思维中的混乱，按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科学思考秩序，有效地认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既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昨天和今天，又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明天。

　　毛泽东所说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并不是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就完结了，理性认识还要指导实践，回到实践中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活动，这才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某个具体发展过程的认识的全过程。这类具体认识过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便构成人类认识从低级到高级无穷发展的辩证运动总规律。预测、预见这种超前认识的过程和程序，只有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相一致，超前认识成果才会达到合理性、完整性和可靠性。

　　(五)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超前认识论

　　毛泽东在投身于科学预测、预见活动的过程中，对科学预测、预见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指导理论、基本原理、主要依据、基本程序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建立了一套辩证唯物主义的超前认识论。他虽然没有写过预测学、未来学专著，但他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有关调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专论等著述，已经从哲学高度论述了思维存在如何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认识现实，预见未来的科学思维方法，既给预测、预见提供了认识路线的指导，又给预测、预见提供了辩证法则的指导。毛泽东思想方法论体系和毛泽东的常用思路，为预测、预见提供了更具体、更全面的科学思维方法指导。

　　(1)科学预见是主观大体符合未来客观的认识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预测、预见才有科学性，才能实现主观和未来客观的辩证统一。这样的科学预测、预见，才能在日后的实践中变为现实。他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预测、预见，这种预测、预见，主观和未来客观相分裂，是错误认识。拿这种错误认识指导未来实践活动，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毛泽东的这句话，正是对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超前认识活动和超前认识论的特点的简明概括。

　　毛泽东认为，科学预见是主观大体符合客观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实性。因此，对科学预见不能苛求，不能要求它洞察未来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06页)他在《论持久战》中谈论对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预测、预见时指出：“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须。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措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62页)

　　这就是说，科学预测只能大体上测知现实对象今后发展变化的基本方向、进程及结局，不可能详尽全面地测知现实对象今后发展变化的一切细节。百分之百正确、完整的科学预见是不可能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预见了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只能根据当时认识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设想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轮廓，许多具体细节问题，还有待于未来社会主义实践者探索解决。

　　由于科学预见与未来客体的统一只是大略的统一而不是全部细节的统一，由于存在这种局限性和不正确性，有些人便怀疑科学预见的真理性。这种怀疑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正确的理论或科学预见，一经出现，便具备了真理性。科学预见是根据客观规律，通过严谨的逻辑推断、合理设想而产生的，因而它的真理性便是确凿无疑的。

　　承认科学预见的真理性，就要自觉地运用科学预见指导实践。懂得了科学预见的不确定性、局限性，就要自觉地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科学预见，逐步实现主观与未来客观的辩证统一。

　　(2)认识事物的未来要以该事物的特殊规律为依据

　　从事物预测、预见活动，在思维方法上要特别注意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看问题，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考察事物，而不能用否认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形而上学观点考察事物。这是因为运动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固有 的属性。“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所谓过程，是指单个事物发生、发展的灭亡的历史过程。无数这样的有限过程的集合体，构成了永恒变化发展的世界。“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3页)一切事物都处在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运动进程中。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运动总过程和发展变化进程中各个阶段的存在状况。超前认识是提前认识事物发展变化的未来阶段的存在状况的。如果不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看待事物，而是用形而上学观点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静止的、固定不变的，那就违背了事物的固有属性，那就根本谈不上预测、预见事物今后的发展前景了。

　　事物的未来是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引起的发展变化结局。若要事先将这种发展变化结局预测、预见出来，就必须先认识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只有掌握了事物自身固有的规律，预测、预见才具备客观依据。这表明，论述正确认识事物规律性的理论，正是科学预测、预见必不可少的重要指导理论。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论述正确认识宇宙间所有事物普遍规律性的理论，理所当然要充当科学预测、预见的基础指导理论。毛泽东精辟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是一切事物的核心规律、基本规律、根本规律。他还用新陈代谢的新概念阐明宇宙间一切事物普遍存在的规律：“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 有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23页)

　　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事物规律性的理论，其重点是关于在普遍规律指导下认识特殊规律的理论。他把毕生精力放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示的普遍规律为指南，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概括出新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上。他带头示范，并号召大家都 这么办：“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过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在事物普遍规律指导下，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根据特殊规律改造该事物，这是将理论和实践统一于实践，将一般和个别统一于个别的理论。这种揭示事物特殊规律的理论，是科学预测、预见最重要的指导理论。因为事物的特殊规律，决定事物未来的发展变化方向和结局。以事物的特殊规律为依据，才能正确地预测、预见事物的未来。毛泽东的科学预见之所以成为科学预见，原因就在于他能运用揭示事物特殊规律的理论，认识事物的特殊规律，作为预测、预见事物未来的依据。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他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道路的科学预见。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述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规律。法国的巴黎公社和俄国的十月革命等，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力革命先例。具体国家的无产阶级怎样武装夺取政权。不能都照搬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而是要以普遍规律为指导，根据本国国情，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规律。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决策者不懂得这个道理，曾简单化地套用普遍规律和先例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他们照着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城市武装起义的样子，在中国也同样来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发动城市武装起义，或者全力进攻中心城市，先占城市后取乡村。结果，接连遭到失败。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吸取了这一失败的教训，决计以普遍规律为指导，根据中国实际探索中国式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规律。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1页)

　　毛泽东在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在中国的中心城市，敌人统治力量强大，共产党建立以工人为主的革命武装力量难以立足。广大农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共产党便于发展农民武装力量，建立众多的革命根据地，形成红色政权。显然，不是中心城市，而是广大农村，有着积蓄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形成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的有利条件。这些，便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规律。毛泽东以此为依据，预见到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这是按照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概括出来的新理论，制订出来的新战略。在这一新理论、新战略的指引下，革命战争逐步从农村扩展，终于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毛泽东重视科学预测、预见的实践指导功能

　　毛泽东在理论上和行动上都非常重视科学预测、预见，认为这种超前认识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功能。凭借它，能免发挥人的自觉的能动性，避免盲目实践，有效地改造世界，达到预期的目的。

　　(1)科学预见是产生正确实践的前提

　　毛泽东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没有人做事情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德、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 集》，第2版，第2卷，第477页)

　　“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级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

　　以上引文里，毛泽东有两外重要界定：“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这就是说，做或行动即实践要能够发生，要具有正确性，就必须有一个主观前提条件，那就是“思想等等”、“正确思想”、“法则性的思想、理论”等等。这些主观前提条件和实践是前因后果关系，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正确的实践。“思想等等”是认识主体事先对实践这一未来客体的进程、趋势和结局所作出的预想、预定、预见，是对未来实践的超前认识。这种超前认识对未来实践具有指导功能，能够指导未来实践的结构格局，调节、控制未来实践的运行过程。

　　毛泽东还给指导实践的超前认识起了个形象的名字叫“图样”：“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需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反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486页)

　　毛泽东所说的图样，就是前面所说的事先参与分析、论证、策划和设计实践活动的那些思想、理论、道理、意见、计划、方案、方针、政策、战术等。这样的图样，可称作实践图样。

　　实践图样这种预见认识、超前认识，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科学的实践图样是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它见之于客观，便产生正确的实践，避免盲目实践。非科学的实践图样是主观臆造和生搬硬套书本教条的产物，它见之于客观，便产生不正确的实践，出现毛泽东 所形容的那种“盲从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式的结局。

　　毛泽东对实践图样这种预见认识的内涵的界定，不仅完整准确地表述了实践得以实现的主观前提条件，而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哲学意义。

　　首先，这一界定使实践意识，实践的观念表达变得完整、系统了，使实践意识所具备的规范、驾驭和调控实践活动的功能变得齐全了。实践图样是有着新内涵的实践意识。它把所有认识形式的目的取向全都纳入了和实践相结合的轨道，纳入了充当实践的理论前提的轨道，纳入了充发为实践绘制图样的角色的轨道。这样，实践意识就不光是指那些具体塑实践活动的决策、计划、方案、措施等有可操作性的认识，而且包括了有可操作性的认识的指导理论等抽象形态的认识。 　　　　毛泽东这样界定实践意识，充分表明了他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认识的惟一目的，理论认识的惟一目的是实践。他毕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将世界观、哲学、理论加以实践法则化，实践方法化，领导方法化，工作方法化，实践图样化，为实践服务。他所认定的理论的定义是：“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52页)他同样不遗余力地纠正理论脱离实践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

　　理论的最高功能是指导实践。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主要是理论参与绘制实践图样，转化为实践法则，转化为决策，成为实践的观念表现之一，成为实践意识的一员。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具体形式就是实践图样。

　　实践图样所界定的实践意识，是理论和实践、一般和个别、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统一的系统认识。 其次，这一界定表明，实践意识既反映和应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又反映和应用实践主体的行动规律，实践指导规律。拿战争实践意识来说，它既反映和应用交战双方的基本战争条件相互联结、相互斗争的必然趋势这种客观战争规律，又反映和应用根据客观战争规律认识到的战争指导规律，即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

　　实践意识全面反映和和应用客观规律与行动规律，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这样的实践意识才会变为现实。

　　再次，这一界定指明了实践图样这种预见认识、超前认识是人类的认识发挥重要的能动功能的必具形态。毛泽东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 跃。”(《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2页)人类的认识，特别是理性认识，只有根据具体实践的需要，充当预先绘制实践图样的角色，将理论认识化作能够引发实践、指导实践的决策认识，实践规律认识，才有可能实现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能动的飞跃，精神变物质的飞跃，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飞跃。

　　认识若不讲入绘制实践图样的角色，就不可能实现第二个能动的飞跃。很明显，实践图样这种预见认识、超前认识在能动反映论中占据着显要地位，它是人类认识发挥最重要的能动功能的必具形态。

　　最后，这一界定标明了人们沿着认识上的自由进入行动上的自由必经途径。什么是人的自由?毛泽东下了个经典性定义：“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这一定义表明，自由包括认识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自由两种基本形式。认识上的自由是指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思想从盲目状态解放出来，变自由为自由。行动上的自由是指人们运用已经认识到的客观规律，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获得行动自由。毛泽东所界定的实践图样，标明了人们沿着认识上的自由进入行动上的自 由的必经途径，将认识上的自由和行动上的自由有机结合了起来，也就是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结合了起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实践图样已经不是停留在反映客观规律阶段的认识，而是在反映客观规律的同时进入了运用客观规律指导实践阶段的认识，成了实践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实践图样中的理性认识、理论，已经不是无对象的理论，不是纯粹反映共性和一般规律的理论，而是和具体的认识对象和改造对象发生了联系，反映出了具体对象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的理论，已经实践向导化、实践法则化，也就是具体化了的理论，将一般化为特殊的理论。实践图样中的理性认识、理论的具体化，还表现在以这些理性认识、理论为指导，形成了实践运作的规划、计划、方案、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图样中的理论《新民主主义论》，就是实践向导化、实践法则化了的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观念表现之一，是统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行动总纲领，也是制订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运作的规划、计划、方案、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的总指导。由于这一理论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运作和发展规律，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作出了总体构想，设计了总战略目标、实现总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根本保证，设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因而对这场革命起了统领、促进、导向、规范、控制和调节的巨大作用。

　　抗日战争的实践图样中的理论《论持久战》，也是实践向导化、实践法则化了的理论，是抗日战争实践的观念表现之一。这一理论揭示了中日战争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据此提出了抗日战争总过程及各个发展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从而导演了一场威武雄壮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活剧。

　　实践图样中的运作规划、计划、方案、措施、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是对指导理论的具体化、个别化，体现了实践运行规律和实践指导规律，能具体调控实践活动的进程、趋向和结局，属于最具有可操作性、最具有实用性的实践意识。

　　(2)科学预见对实践主体有巨大的动员、感召、鼓舞和向导作用

　　科学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口号，属于正确的未来观，是科学预见的重要类型之一，它们，特别是那些反映宏观社会改造全局规律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阶段、战略步骤以及战略口号，能激发社会实践主体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追求，因而对社会实践主体能产生巨大的动员、感召、鼓舞和向导作用。这种战略预见意识的能动作用，往往能够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

　　毛泽东自身就感受到了这种作用。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按照人类历史固有的辩证运动规律所作出的科学预见科学共产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理论，激发了毛泽东本人对未来理想社会模式的憧憬和追求，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感召、鼓舞和向导作用。他一领悟这一战略理论，便毅然决然自我挑战，放弃了以前所信奉的其他各种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自此，他便有了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和大无畏的战略气魄，战略远见，敢于以科学共产主义的战略理论为指导来改造中国。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将科学共产主义的战略理论中国化，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作了战略性探讨，总结出了全局性规律，主创了毛泽东战略思想。按照这一战略思想，主持制订了各个时期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纲领和总政策，制订了一定阶段、一定领域的具体战略，规定了一个个战略目标，提出了一个个战略口号。这些通过科学预测取得的超前认识成果，正确的未来观，对中国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感召、鼓舞和向导作用。

　　毛泽东极为重视这些作用。每当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纲领和总政策及其各种战略目标、战略口与一出台，他就立即大张旗鼓地抓宣传，抓战略大方向教育。不光向领导者，干部宣传，还向广大群众宣传。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全党、全国人民深刻领会和接受宣传内容，并受到动员、感召、鼓舞和指导。

　　他多次号召共产党人应当有远大理想，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具有 远见卓识的模范，主要就是要大家自觉地学习、领会和贯彻党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口号，从中受到动员、感召、鼓舞和指导，增强自己的战略大方向观念并自觉为之奋斗。

　　由于毛泽东历来重视广泛深入宣传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总纲领和总政策，结果，有力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一系列的战略预见性认识，这种精神，变成了实践主体的物质行动，变成了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创造美好未来的巨大物质力量。

　　(3)科学预测、预见是战略运筹的前导

　　战略是历时较长的全局性的实践活动谋略。战略运筹，指的是根据全局性的实践活动规律，预先制订战略方案和实施战略方案。科学预测、预见本是所有实践活动的前导，对战略实践活动来说，这种前导作用尤显突出。

　　要进行战略实践活动，必须预先制订战略方案，预先对将要进行的战略实践活动进行创造性的构想，超前反映。有了这种超前反映前导，其后的战略实践活动才能得以实现。

　　战略方案的产生，也要以科学预测、预见为前导。

　　科学的战略预测、预见，对超前开阔视野，通观、扫描未来战略实践活动的全局、总体、运作全过程和各个战略阶段。能提供关于战略全局、总体轮廓的规划设计信息，提供由战略全局所统摄的战略目标、战略枢纽、战略局部、战略阶段、战略步骤、战略措施等诸种战略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划设计信息。占有了所有这些未来情况的信息，才能从中引出战略全局规律，进而应用战略全局规律进行战略构思。换句话说，战略运筹者只有通过系统周密的战略调研，预测、预见，具备了战略头脑，战略眼光，也就是有了战略全局意识，才可能认识战略全局规律，并应用战略全局规律作出战略决策，制订出战略方案。

　　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进行战略运筹的过程中，正是通过艰辛的战略调研，科学的战略预测、预见，反复探究、展望未来，才获得了远见卓识，真正达到了胸怀中国革命战略全局意识。正由于有全局在胸，他主持制订战略决策时，才能着眼于革命事业发展的全过程，深谋远虑，用战略眼光看问题，而不是用孤立的局部性眼光看问题，就事论事。总能将当前任务与其后任务以至长远总任务衔接起来，走上一步为走下一步打基础，创造条件，每一上都含有战略意义，具有战略价值。

　　他一生从事的革命实践，全都是以科学预测、预见为前导的具有战略远见的革命实践。他在28岁上通过战略预测、预见，下定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心，开始走上了战略征程。到了30年代，当革命力量处于低谷时，他预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继续英勇奋斗。此后一直打仗，打到第17个年头即1947年11月6日，他发出通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316页)到了人民解放军反攻和进攻取得了基本胜利的1949年9月21日，他宣告：“我们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1页)然而在毛泽东的战略全局观念里，如此伟大的胜利并不意识着革命征途的终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8页)这种闪烁着超前意识光华的语言，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战略家所特有的高瞻远瞩的战略视野，雄图大略。

　　毛泽东以战略预测、预见为前导进行军事战略运筹，尤为炉火纯青。

　　他作为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军事统帅，最擅长运用科学的军事战略预测、预见，掌握战争全局指导规律，有效地进行战略指导。他主创制订各种军事战略图样时，都要事先通过科学的战略预测、预见，通盘思考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从中找出其行动的规律。然后运用这些规律，从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和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两方面精心谋划，抓住枢纽，统筹全局，协调配合，形成指导战争全局的全盘方略。

　　正是科学的军事战略预测、预见这种超前认识的功力，使他能以惊人的战略头脑，在中外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复杂多变、规模浩大的人民战争中进行高超的战略构想。他主创制订的一个个战略决策，成了一个个充满军事辩证法的军事认识杰作。这些战略决策一经实施，便屡显神机妙算之效，克敌制胜之威，创造出了战争指导艺术的千古绝唱，战争业绩的千古奇观。

　　毛泽东的战略理论，要求各级军事指挥者都必须重视战略预测、预见，据此树立全局观念，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水平，提高战略谋划运筹能力。他说：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77页) 他认为，有了“用心思去想一想”的战略预测、预见，树立了战略全局观念，才能正确处理战略全局与战役、战斗局部的辩证关系，作到局部服从全局。这样，打每一仗之前，都会自觉地对这一仗进行战略价值评估，权衡利弊，确定这局部一仗在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决定取舍或打法。树立了战略全局观念，才能正确处理战略全过程与战略阶段的辩证关系，使所打的每一仗都具有连贯性，前后递进衔接，体现出总的战略意图：“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21页)

　　(4)科学预测、预见是实现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的保证

　　战事有个战前准备问题。战前准备主要是战前制订军事计划。军事计划属于军事预测、预见，超前军事认识。

　　由于战争所特有的流动性和假象、偶然因素所造成的不确实性，有些人便否认战前制订军事计划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否认战争指导的计划性。认为军事计划是“机械的”东西。“战争就是一种赌博”，不 可能也无必要预先认识，预先制订计划，只能靠碰运气，靠侥幸取胜。毛泽东驳斥了这种否定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的错误观点：“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考。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序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5页)

　　毛泽东认为，否定了战争的计划性，战争就无从着手，就必然导致毫 无定见的战争相对主义，那便毫无克敌制胜可言了。他在驳斥否定战争指导 的计划性的错误观点的同时，论述了实现战争指导的计划性的极端重要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5页)“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 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47页)

　　不论何种情况下的战争、战役和战斗，都必须事先制订军事计划，实现战争指导的计划性，这是避免被动，争取主动，确保赢得战争的重要军事原则。

　　毛泽东在论述如何制订军事计划时指出，不仅要利用现成的客观条件制订军事计划，而且还要在军事预测、预见的基础上人工创造出客观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用以制订军事计划，达到出 奇制胜的效果。例如，敌方指挥员会发生错觉这一客观规律，形成了“兵不厌诈”的战争实践规律，战争指导规律。根据这种规律，可以人工创造这种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制订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的军事计划。毛泽东非常推崇这种军事计划：“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491页)这样的军事计划，就是那些隐蔽埋伏，伪装迷惑，声东击西，虚张声势，使空城计等隐瞒真象，制造假象，设圈套诱敌的斗智军事计划。

　　战争指导通过军事预测、预见而有了计划性，同时还要有实施计划的灵活性，方能不间断地实现主观指导符合战争实际，正确地驾驭战局。战争是快速发展变化的，随时会出现新情况，原有的军事计划常常很快就遇到不同程度的不适应问题。面对此种情况，就得有灵活性，就得根据战场实际情况适时修订或更换原有的军事计划。只有这么做，才能算真正的有计划性。如果不讲实施计划的灵活性，一味机械、死板地受既定计划约束，那便又陷入盲目、被动境地了。

　　怎样才能知道战争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趋势，及早发现原订计划不适应呢?这又得靠科学的军事预测、预见，靠在实施军事计划的过程中随机体察战局端倪，预料敌情动向，掌握据以修订或更换原有军事计划的信息。毛泽东对这个 道理讲得很透彻：“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情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0页)

　　这里说的“认识情况的过程”，就是科学的军事预测、预见的过程。毛泽东用军事计划指挥战争，历来要求部队既要坚决服从计划，又要善于根据实施计划过程中的军事预测、预见，对实际情况灵活处置。他发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报中，常有这样的话：“这个计划有何缺点?”“请按情况酌定”等等。在许多实施军事计划的过程中，他都采纳前线指挥员依据敌情新变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随时修改、完善原订军事计划。如解放战争中期，毛泽东、中央军委制订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主力纵队渡长江，跃进江南，实行我军继刘邓大军渡黄河，跃进大别山地 区之后的第二次战略跃进。其后，粟裕重新从战略全局权衡，提出暂缓渡江南下，应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建议。毛泽东很重视粟裕这个建议，立即请华东野战军两位军事首脑陈毅和粟裕到中央重新研究。结果，中央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变原订分兵渡江南下的计划为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计划。新的计划一实施，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在实施军事计划的过程中，能通过科学预测、预见修订、更换原有军事计划，使军事计划更为完善，这也表明科学预测、预见是实现指导的计划性的保证。

　　(5)科学预测、预见是制订趋利避害性对策的依据

　　毛泽东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论述人类进步事业、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时反复阐明，曲折前进而不是单向直线式前进，这是人类进步事业、新生事物所固有的发展规律。他以这个普遍规律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并教育人们务必认清这种特殊规律：“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63页)“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4页)

　　这一规律存在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曲折性，内外联系的复杂性，因果链的多维性，决定了事物存在多种不同的发展变化趋势和多种不同的未来结局的可能性。

　　事物各种各样的未来可能性从价值上看，基本上可区分为前进与倒退、有利与不利、好与坏两类相反的可能性。

　　人们认识了事物的多向性曲折发展变化规律，面对具体事物，就要自觉地调查研究，了解这一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事先预测该事物的多向性曲折发展变化趋势和多种可能的未来结局。在此基础上，就能对多向性曲折发展变化趋势和多种可能的未来结局进行正负效应评估、选择，然后本着趋利避害原则加以调节和控制，使事物朝着人们理想的方向和目标发展变化。

　　毛泽东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从多种可能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总是通过预测，事先认识改造对象的多向性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和多样性未来结局，然后按照党和人民的价值取向制订因势利导、补救应变、趋利避害的对策，加以有效的调节和控制。通过这种对策和控制，促使事物走向并实现有利的未来结局，避免走向并实现有害的未来结局。

　　毛泽东制订趋利避害决策的调节和控制原则，是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对准备，争取最好的可能性。他再三提醒人们，谋划决策，一定要事先注意全面测知出现多种未来结局的可能性，特别要测知出现最坏的未来结局的可能性。只有立足最坏的情况，从最坏的可能性来设想，来制订调控对策，多作几手准备，才能防止意外情况发生，立于主动地位，争取好的可能性实现。他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的一个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84页)

　　在战争指导领域，毛泽东历来坚持全面预测、预见战争发展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坚持立足最坏情况，万无一失的多方准备，争取最好结果这种趋利避害决策原则。这样制订的决策付诸实施，遇到各种情况都能应付裕如，遇到最坏情况必能化险为夷，终操胜券。这样事例是很多的：

　　1947年6月，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他主持制订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实行中央突破，跃进式进攻国民党统治的大别山地区，夺取中原的战略方案。毛泽东对刘邓大军出动后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和我军外线作战的复杂情况事先进行全面预测，预见到刘邓大军可能会面临三种结局：一是付出了代价，不能大量歼敌，难以立足，被迫缩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根据这样的预见，毛泽东事先告诫刘邓大军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从最坏处着想，应付最坏的局 面，力争站稳脚。刘邓大军按照毛泽东的趋利避害指导原则，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采取有效对策，避免出现最坏局面。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在大别山站住了脚，对改变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8年9月16日至9月24日进行的济南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济南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攻坚战。敌方不仅有11万多重兵守备济南，而且在徐州一带集中了17万机动兵力，准备随时北援济南守军。此战役我军将面临攻济打援双重硬仗。

　　战役前制订战役计划时，毛泽东提出，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为根本出发点。他通过科学预测，估计到攻济打援可能出现的多种不同情况，其中包括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我军尚未攻克济南这种最不利的情况。在战役部署上，他着重谋划了对付这种最不利的情况的打法。1948年9月11日，他在电报中再次提醒我军：“准备对付准备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出发点。”

　　遵此，我军精心筹划趋利避害对策。攻城兵团巧打快打，迅速全歼守敌。打援兵团严阵以待，迫使徐州方面敌军惧怕被歼，始终未敢北援。由于我军趋利避害对策得当，避免了我军攻济未克，援敌逼近这种最不利的情况出现，使整个战役大获全胜，为其后进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8年10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淮海战役各有关指挥员的电报中说：“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目前情况可能的变化是…….”

　　这又是全面预测、预见战役发展变化的多种可能性，立足最坏情况，制订趋利避害决策，争取好的结果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