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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率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之后,领导全党展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斗争。在陕北清涧县,毛泽东曾于一场大雪之后攀登到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塬 yuán :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上视察地形,欣赏“北国风光”,过后写下了这首词。
这首词分上下两片。上片描写北国雪景,展现祖国山河的壮丽;下片由祖国山河的壮丽引出英雄人物,纵论历代英雄,抒发诗人的抱负。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这三句总写北国雪景,把读者引入一个冰天雪地、广袤无垠的银色世界。“北国风光”是上片内容的总领句。“千里”“万里”两句是交错说的,即千万里都是冰封,千万里都是雪飘。诗人登高远望,眼界极为广阔,但是“千里”“万里”都远非目力所及,这是诗人的视野在想像之中延伸扩展,意境更加开阔,气魄非常宏大。天地茫茫,纯然一色,包容一切。“冰封”凝然安静,“雪飘”舞姿轻盈,静动相衬,静穆之中又有飘舞的动态。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望”字统领下文,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句。这里的“望”,有登高远眺的意思并有很大的想像成分,它显示了诗人自身的形象,使人感受到他那豪迈的意兴。“望”字之下,展现了长城、黄河、山脉、高原这些最能反映北国风貌的雄伟景观,这些景观也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长城内外”,这是从南到北,“大河上下”,这是自西向东,地域如此广袤,正与前面“千里”“万里”两句相照应。意境的大气磅礴,显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雄伟的气魄。“惟余莽莽”“顿失滔滔”分别照应“雪飘”“冰封”。“惟余”二字,强化了白茫茫的壮阔景象。“顿失”二字,则写出变化之速,寒威之烈,又使人联想到未冰封时大河滚滚滔滔的雄壮气势。这四句用视觉形象,赋予冰封雪飘的风光以更为具体更为丰富的直觉,更显气象的奇伟雄浑。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动态描写,都有活泼奔放的气势。加上“欲与天公试比高”一句,表现“山”“原”与天相连,更有一种奋发的态势和竞争的活力。“山”“原”都是静物,写它们“舞”“驰”,这化静为动的浪漫想像,固然因在大雪飘飞中远望山势和丘陵绵延起伏,确有山舞原驰的动感,更因诗人情感的跃动,使他眼前的大自然也显得生气勃勃,生动活跃。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前十句写了眼前的实景,而这三句写的是虚景,想像雪后晴日当空的景象,翻出一派新的气象。雪中的景象在苍茫中显得雄伟,雪后的景象则在清朗中显得娇艳。“看”字与“望”字照应;“红装素裹”,把江山美景比做少女的衣装,形容红日与白雪交相辉映的艳丽景象。“分外妖娆”,赞美的激情溢于言表。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两句是上文写景与下文议论之间的过渡。“江山如此多娇”承上,总括上片的写景,对“北国风光”作总评;“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启下,展开对历代英雄的评论,抒发诗人的抱负。这一过渡使全词浑然一体,给人严丝合缝、完整无隙的感受。
祖国的山河如此美好,难怪引得古今许多英雄人物为之倾倒,争着为它的统一和强大而奋斗。一个“竞”字,写出英雄之间激烈的争斗,写出一代代英雄的相继崛起。“折腰”的形象,展示了每位英雄人物为之倾倒的姿态,并揭示了为之奋斗的动机。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以“惜”字总领七个句子,展开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诗人于历代帝王中举出五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展开一幅幅历史画卷,使评论得以具体形象地展开,如同翻阅一部千秋史册,一一加以评说。一个“惜”字,定下对历代英雄人物的评论基调,饱含惋惜之情而又有批判。然而措词极有分寸,“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并不是一概否定。至于成吉思汗,欲抑先扬,在起伏的文势中不但有惋惜之极的意味,而且用了“只识”二字而带有嘲讽了。“弯弓射大雕”,非常传神地表现了成吉思汗只恃武功而不知文治的形象。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俱往矣”三字,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笔带过,转向诗人所处的当今时代,点出全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的使命,超越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并且必将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这是诗人坚定的自信和伟大的抱负。
这首词画面雄伟壮阔而又妖娆美好,意境壮美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胸怀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是中国词坛杰出的咏雪抒怀之作。
《沁园春·雪》新解(钱文)
对《沁园春·雪》的讲解历来有两个难点:一是如何理解诗人关于“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批判;二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风流人物”究竟指谁?围绕这两个问题,有过各种不同的分析。后来,作者自己作了注,说“略输文采”云云,都是“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并且解释说,“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风流人物”则明确指示:“是指无产阶级。”(《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自然是具有权威性的解释。但是,我们如果不拘泥于作者事后的注释,是否还可以作别样的“新解”呢?想来是应该允许的吧。
近来读毛泽东早期著作,在1913年冬所记的《讲堂录》里看到了下面几段话,觉得颇耐寻味──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
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破仑)翁,豪杰也,而非圣贤。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据有关专家考证,上述议论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听杨昌济先生的修身课时所记,但有他自己的发挥(参看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一个用心听讲的学生》)。这里,引人注目地将“圣贤”与“豪杰”作了概念上的区分:“豪杰”即是“办事之人”,而所谓“办事”则指“建立事功”(同上),即在具体的事业上建立了“大功大名”,成为一代杰出军事家或政治家,但“歉于品德”,没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而缺乏精神的影响力。“圣贤”则不同,毛泽东在以后的著作里,曾解释说:“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体育之研究》)“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1917年8月20日致黎锦熙书)这就是说,圣贤已超越了具体的事功,达到了对“大本大源”即人类、宇宙本源(真理)的根本体认,以思想、学术影响当代与后世,成为“传教之人”,即“改造人类灵魂,净化世俗风气的精神导师”(参看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圣贤精神》)。这两类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自然很不相同;而毛泽东则显然以将“豪杰”与“圣贤”集于一身为己志,既要称一世之雄,也要做“百代帝王”,从根本上影响中国与世界。
自然,这都是早年的豪言壮语。但年轻时代立下的大志看来是影响毛泽东的一生的。研究者早已指出,毛泽东建国后的许多大胆试验都根源于他早年的理想,并称之为“返祖现象”(参看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以早年对“豪杰”、“圣贤”的区分与不同评价,来看中年所写的《沁园春·雪》,我们自不难发现,毛泽东在词里论及的中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成吉思汗,都只是“豪杰”之士,他们虽有“大功大名”,都“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歉于品德、思想,因此,是“办事之人”,而非“传教之人”,仅“一代帝王”,而非“百代帝王”。如此,“今朝”的“风流人物”当是毛泽东的自况。但其所抒发的,并不是《沁园春·雪》发表时,许多人所说的“帝王思想”,而不过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但在1945年向世人公开这样的志向,却是意义重大的。此时历史正处于“黑暗的中国”向“光明的中国”的大转折中,作为新中国的创建者的毛泽东在军事、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已是举世公认,《沁园春·雪》的发表意味着从不满足于现状的毛泽东向全中国与全世界宣布他的下一个奋斗目标:他要超越历史上所有的英雄豪杰,也要超越已成为历史的过去的自己,追求“圣贤”的人格理想,要做“传教之人”,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人类的灵魂、改造中国与世界。历史确实也从此进入“毛泽东的时代”。因此,毛泽东在《沁园春·雪》里所作出的历史选择是决定性的,不仅影响了几亿人的命运,也影响了他个人的命运。──不过,这都已是后话。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诗词较量
1945年8月28日上午11时许,毛泽东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同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来到延安机场,乘飞机前往重庆。……
毛泽东的到来,轰动了山城,成千上万人为他的弃个人安危而不顾感动得热泪盈眶,蒋介石却措手不及。艰难谈判的外围,拥簇着无数关切的人们。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次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竟激起了诗坛的轩然大波。9月6日,毛泽东拜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即结识的老朋友柳亚子。柳欣喜异常,赠诗一首: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作,10月7日,毛泽东在红岩村手书旧作赠送给他,便是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得到毛泽东的题赠后,不胜赞叹,深感毛氏“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况余子乎?”因而忍不住“效颦技痒”,次韵相和。同时,他还特意邀来亲朋好友,一齐欣赏,使这首词被人们辗转传抄,不胫而走,很快轰动了重庆山城。后来,在重庆《新晚报晚刊》做副刊编辑的吴祖光读到这首词,当即将其于11月14日公开发表,并在词后按语如下:“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其心中难以掩饰的推崇、赞许之意,溢于言表。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共产党人宽广胸怀、高尚情操、及远大志向的一种象征,让主张进步的人们由衷感奋,雀跃不已,同时也使反动派惶恐异常,手足无措。它的发表出人意料地酿成了重庆文化界、乃至政界的一场诗坛大辩论。 蒋介石看到此词,起先是不信。蒋介石并非纯是一介武夫,当年也曾作过诗。1926年的《江西日报》创刊号上曾发表过他的一首贺诗:
祝《江西日报》诞生
蒋中正
呀!好革命的怒潮呀!
呀!这掀天倒海的潮流,
竟已仗着自然的力,
挟着它从珠江来到长江了。
……
呀!好革命的怒潮啊!
呀!好革命的势力!
虽然白话诗不如古体诗蕴含隽永,虽然蒋介石当时还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分,但他的这首诗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据说蒋介石退往台湾后,于草山别居中写过一些旧体诗词。笔者访问台湾时,曾设法以求一窥,皆未能如愿。据有人私下告,因反映蒋晚年的颓唐烦恼心情,不宜公诸于世云云。两相比较,高下自在人心。蒋介石派部下打听到毛诗获众口称赞,大为光火。他向陈布雷征询看法,陈氏由衷钦佩,如实相告:“气势磅礴,气吞山河,可称盖世之精品。”这更加剧了蒋介石的焦躁。他大发雷霆,下令组织易君左等一批国民党御用文人对这首词群起围攻,大肆发难,连篇累牍地辱骂毛泽东野心勃勃,词中比拟帝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想当帝王称王称霸。 蒋介石的这种作法理所当然地遭到进步文化界义正词严的揭露和驳斥。重庆的郭沫若、柳亚子,延安的黄齐生、晋察冀的邓拓等人,虽处于不同地域,但都不约而同地对毛泽东的这首词进行正确诠释和热情赞扬,批驳了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浅薄无知和用心险恶,以为此词“豪情盖世,雄风浩荡”,“妙句拈来着眼高”。如此一辩一驳,让更多的人领悟了《沁园春·雪》的深意,就连国民党政府内的某些官员也发自内心地承认毛泽东此词实为“千古绝唱”。
王若飞将重庆一些御用报刊攻击《沁园春·雪》的词章和柳亚子的和词收集起来,于12月寄往延安。毛泽东阅后,一笑置之,转寄给黄齐生说:“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国民党“批”既不成,又想出“比”的一招,希图组织人马写出比毛泽东更好的词,把共产党人的气势压下去。于是,国民党宣传部通知各地、各级党部,要求会吟诗作词者,每人都写几首《沁园春》,准备从中选出意境、气势和文笔都能超过毛泽东的。可是,征集上来的词作虽多,奈何均为平庸之作,尽管后来他们又在重庆、上海拉了几位“高手”凑数,终因成绩平平,拿不出手。后来台湾一位叫孟绝子的政论家,在谈到这件事时,不留情面地说:“可惜,国民党徒虽多,但多的只是会抓人、关人、杀人、捞钱的特务贪官,是只会写写党八股的腐孺酸丁级的奴才文官和奴才学者。结果‘毛泽东级’的《沁园春》一直到逃离大陆时,国民党连一首还没有写出来。国民党的不自量力,正如陈毅在《斥国民党御用文人》词中所说:正是“燕处危巢,鸿飞寥廓,方寸荩楼怎比高?”“比”又自取其辱,最后,国民党终于不得不使出他们惯用的无赖招数——造谣,说毛泽东是“草寇”、“不学术”,他的《沁园春·雪》一词为柳亚子代笔等云云。这谣言,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早已不攻自破。何况还有香港学人黄霑在1993年的考证呢!那位居停香港同样也以歌词名世的学者经过对毛词与柳词的反复比较,认为柳亚子和词“气魄气韵,思想意境都大大不及毛泽东原词”,因而断言:“毛泽东词,不可能由柳亚子代笔,柳亚子写不出毛的气魄,尽管柳先生自己的确自视甚高。”这真是一件发人深省的文字公案。